震惊全国的长阳“社林事件”
——李光河等四位亲历者讲述50年前“劫难”内幕
覃燕妮 余发勋 / 文
1959年，长阳县都镇湾公社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社林事件”。短短一年中，该公社社林管理区共饿死病死299人，其中10月至12月死亡人数高达151人。该事件当年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如今的都镇湾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社林管理区已被淹没于清澈的清江水下，那些曾经饿死病死的冤魂早已化为灰烬，村民们如今过上了幸福祥和的生活。但提起当年的“社林事件”，从那场劫难中逃出来的人们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仍感到心有余悸，一幕幕悲惨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
3月14日至16日，阳光灿烂，春暖花开，记者一行从清江隔河岩乘船而上，前往风景如画的都镇湾镇樟木垒村。在樟木垒码头，我们转乘上当地老船翁柳大木的小木船。在清江水库形成的天然岛上划行10多分钟，便到了56岁现任村委会主任许汝新的家中。在许汝新指引下，我们回访了当年亲历了整个事件的李光河、邓武云、邓大胜等当地老人。
今天，我们将“社林事件”公布于众，以警示后人。同时，也向在这场劫难中不幸逝去的亡灵们表示深深的哀悼！
一、1959年4月，年轻力壮的男人和女人不是当义务工，就是炼钢铁去了。公社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种田的人极少。秋收作物的播种严重错失季节，荒芜了不少田地。
长阳县都镇湾人民公社社林管理区位于清江河两岸，共有7个生产队，1959年初总人口3262人。当地山大人稀，生产落后。
对农民来说，靠天吃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而，1959年，都镇湾公社遭受了70年未遇的90天的大旱灾，秋收作物全部受旱，成灾面积占播种面积90%，其中无收898亩。群众生活更是贫上加贫。
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极“左”路线运动影响下，各战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都镇湾公社大办钢铁，大兴水利。
樟木垒村二组66岁村民李光河回忆说，1958年，16岁的他和父亲李福年一起被抽到隔河岩修公路，母亲刘宗秀被抽去炼钢铁，家里只剩下奶奶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1959年4月，年轻力壮的男人和女人不是当义务工，就是到高山土锅炉炼钢铁去了。公社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种田的人极少。秋收作物的播种严重错失季节，荒芜了不少田地。全管理区共有耕地5515亩，应播包谷2500亩，到
上半年,农民就开始缺粮了。因大炼钢铁来社林管理区的外地人增加，头一年库存粮食如红苕、包谷、豆类等全部被吃光了。当时，在家劳动力916人，其中生病的436人，占到47%。加之管理区干部生产安排不合理，有的队生产上基本打不响，十分被动。
时值春荒紧张时期，管理区的干部不仅不加强领导战胜困难，反而临阵脱逃。原任总支书记谭本良、管理区刘主任等都跑回家了。
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万余斤，较1958年实产166万斤减产75.35%，平均每人分粮65斤10两。一名老农说：“低山干了，高山荒了，要是高山岩耕田种了包谷，我们不至于挨饿。”
二、李光河亲眼目睹的最惨的是李光登家里，一天死了三代人。李光登的妻子生完小孩，没有粮食吃，当即饿死。下午，这个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婴儿，到人世间来没有吃上一口奶就饿死了。岳父也随后饿死。
李光河老人回忆说，经常十天半月吃不到一粒包谷面，为了活命，人们上山找鱼腥草、蒿子草、野菜吃，连梨树花、榔树皮、包谷梗子都吃了。有一些树皮吃了就呕吐不止。
10月份，10天之内李光河家里就接连死了两人。弟弟被烫死了，奶奶活生生给饿死了，小弟弟饿得奄奄一息。冬月，李光河的父亲李福年在鲢鱼溪水利工地饿晕倒在地，临死前，他向工友们衷求：“伙结们，搞把菜我吃一点。”几天前，他回家摘了一把野菜藏在屋子里的床上被褥里，他想让乡亲们帮着拿来吃了延长一口气。可他没能吃到就悲惨地饿死了。
大批发生病人是从1959年11月下旬开始的，到12月中旬，是病人最多、死人最多的时间。李光河说，走在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饿死的尸体。几乎每天都有人病死或是饿死。
李光河亲眼目睹的最惨的是李光登家里，一天死了三代人。李光登的妻子生完小孩，没有粮食吃，当即饿死了。下午，这个出生才几个小时的婴儿，到人世间来没有吃上一口奶就饿死了。李光登的岳父也随后饿死。更凄惨的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李光登还在航运公司上班，不准许请假回家。家里仅剩一个小脚老太太。李光河和其他乡亲赶忙去他们家帮着埋人，白天埋完母子二人，晚上下葬老人。
刘朝平（已故）自备有棺材，12月4日饿死后，因无人抬动棺材，过了两天，才用木板子抬出去埋了。管理区没有劳力，死的人又多，常常几个人被埋在一个土坑里。
现年86岁的邓武云老人对当年的“社林事件”记忆犹新。回忆起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幕，他至今感到后怕，“实在是太让人心寒了！”
邓老说，村民陈庭兵饿的衷求食堂会计：“我只想吃一碗洋芋（土豆）糊糊后马上死。”会计给他弄了洋芋糊糊来，他真的吃完就断气了。30岁的李习年饿的差点掉气，供应粮背回来后，他猛吃几碗胀破了肠子离开人世。四生产队9岁孩子李祖星饿病了，邓武云找保管员讨葛根粑粑想救他的命，可没讨到，回来时可怜的孩子就断气了。
三生产队56岁的覃立善是五保户，人称能吃的“大肚汉”，身体一向结实。
二生产队覃连秀的4岁小孩，死前20多天没有吃粮食，覃连秀从外面捡了点苕把子准备拿回去救命。等她回到家，小孩已经饿死了。二生产队二小组谭自新一家7口人，已死3人，两岁儿子临死时拉着他的手摸着肚子，可怜地说“吃、吃、吃----”覃树久（已故）的父母饿死了，他把猫烧了吃才捡回一条命。
现住桔子溪村的60岁村民邓大胜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场劫难，他愤愤地说：“我们家40多天没沾到一颗粮食，我六岁的妹妹饿的撞到椅子底下死了。”
根据后来调查：当年社林管理区有病人787人，占总人口的25.38%，其中肿病354人，其他杂病433人。从春季以来，肿病不断发生。1959年元月至
死人最少的是七生产队，自春荒以来没有断粮，还存粮4340斤，全年只死了4人。
三、管理区某些人瞒上欺下，不关心群众疾苦，加之严重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导致社林管理区病人死人事件愈演愈烈。
樟木垒村主任许汝新说，在当时灾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管理区领导干部瞒上欺下，不关心群众疾苦，加之严重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导致社林病人死人事件愈演愈烈。
社林总支强调“坚决不在粮食问题上犯错误”。干部不仅不认真核实、报告灾情，反而打击威胁群众“谁要是敢说粮食少没有吃的了，他就是在粮食上打圈子的右倾思想”。如此打压，村民敢怒不敢言，真实情况无法及时向上级反映。
另一方面，管理区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李作圣和下边一部分干部不仅不与群众同甘共苦、战胜暂时困难，反而不择手段的打击群众，强迫群众绝对服从。
李光河老人回忆说，群众都特别害怕李作圣，人人见着他就拐着弯路走。李作圣及手下干部一贯采取强迫群众手段，特别是在群众生活断粮的时候，总支强迫11月29日上劳动力400人修鲢鱼溪水利工程。
群众反映没有粮食、病人多、死人多。总支答复：“无粮带菜，每人40斤，农业和水利分开。”上了两天工，一批人缺粮病倒，总支下令“病人抬也要抬到水利上来，死也要死在水利上。”
群众饿着肚子劳动，两天后又大批病倒。二生产队上水利工93人，三天就病倒了32人。
在这种情况下，李作圣等仍用右倾思想的帽子威胁下级干部强迫群众劳动。二生产队的分支书黄文海向李作圣汇报灾情时。李说：“老黄，我们要狠心抓，县委工作组的谢（新）同志在粮食上有右倾思想。”
鲢鱼溪水利工地病人越来越多，出工的越来越少。管理区信用会计胡祝元硬强迫病人出工，不准休息。李作圣在一生产队5小队的工地气势汹汹地说：“西藏叛乱都平息了，匈牙利那么大的事也打垮了。你们罢工，管理区的枪有几条，子弹有几百发……”他还强迫工地群众：“我们没有粮食，吃石头、吃土也非完成任务不可。”
李作圣等连受不了饥饿偷苕吃的8岁小孩都不放过，在鲢鱼溪将其捆绑打骂。
胡祝元同样采用强迫手段惩罚群众。覃树春抬石头没有力跌倒了，胡祝元纠着他的衣领，连推带踢，骂他装病。胡威胁群众说：“谁不干就送到管理区，管理区枪有几条，子弹有几百发。”
由于总支强迫命令，水利工地上大批群众病倒，并造成4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二生产队的病人郑芳被强行拉到工地当天就死了。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严重发生病人、死人的时候，全管理区有15户无人开门。柳发秀一家4人，生病的3人。群众个个面黄肌瘦，行动缓慢。
四、当时，以陈传炳为首的少部分人还不择手段克扣和拖延群众口粮以及慰问物资，明扣暗扣的都有。群众害怕打击报复，有苦不能言。
县委工作组的干部们同样不关心群众疾苦，听任自流，不向上级汇报，他们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也造成了当地大批群众发生病人和死人事件的严重后果。
极具讽刺的是，县委工作组扶助的第二生产队是全管理区疫病、死人最多的一个队。工作组组长姚开黄、副组长陈传炳等8人于6月12日驻进生产队，工作了6个月零18天，不仅未能改变穷队，反而出了更严重的问题。
当时，二生产队（分7个小队）共死亡91人，占总人口的15.4%，而陈所在的第一小队就死了28人。胡福元一户原有7口人，死亡4人，根据调查组调查，其中有3人死亡与陈传炳的作风有关。
9月17日，陈传炳派胡福元的丈夫刘天杰背粮食到都镇湾。刘吃了公粮3.8斤，陈传炳知道后扣他口粮7天。24日，又采取更毒辣的手段，除允许胡福元在食堂吃饭外，扣掉了其他5人口粮。
胡福元不满：“再怎么也不能饿死小孩”。陈却称：“你家里吃闲饭的人多，死了算个球。”9月30日，刘天杰到一里地纸厂去弄石灰来磨魔芋吃，刚走到纸厂，就死了。陈幸灾乐祸：“这种人死的好。”
陈朝她吼道：“都没有粮食，死一百个只有50双，死了算球。”
在陈的严重违纪作风下，悲剧再次发生。胡福元到水利上工去5天，死了2个小孩。胡福元痛不欲声，她一进门就看见8岁儿子家新死在灶门口，脚被烧烂了，6岁的家芬死在床上，眼睛被老鼠抓了，连死的时间都不晓得。活着的3人，有2人被送到肿病临时医院急救。胡福元哭道：“我家还有3人，要不是调查组到来，都要被陈传炳活活整死了。”
捆绑打人也是陈传炳的手段之一。1959年
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陈传炳自己享轻福住在富农家里，如果群众出勤晚了，他就夺群众的饭碗。
当时，以陈传炳为首的一部分干部还不择手段克扣和拖延群众口粮以及慰问物资，明扣暗扣的都有。群众害怕打击报复，有苦不能言。
陈传炳等县委工作组的工作作风极大影响社会秩序。小偷小摸已经形成群众性了，为活命，群众互相偷吃的。二生产队144户中，有82户有偷盗行为。群众说：“当干部的不干活照样有粮吃，不生病不死人，老百姓肿的肿了，死的死了，不偷不摸吃什么？”
五、“社林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迅速责成省政府调查。省财贸检查团和工委组织的工作组立即到社林对群众进行慰问。
“社林事件”让党和政府在群众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社林群众普遍情绪悲观。
社林的问题直到当年12月份才曝露。12月3日晚上，都镇湾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郝永刚听到社林妇女主任说“社林一天死7个人”，感到事态严重性，立即追查情况，并决定从其他管理区抽调医生9人，派去突击治疗。
5日，公社办公室张动向杨县长汇报了情况，又于6日亲自批准供应粮19400斤。与此同时，在县委召开的生产救灾会议上，社林管理区副主任刘天祥的汇报引起了县委的重视，县委第一书记任宪一当即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宗高为首的工作组到社林，同时签了供应粮。长阳县委、公社党委及时支援粮食、医生，组织慰问，每个病人1斤肉、半斤油、4两杂糖、1斤黄豆，暂时缓解缺粮问题。
“社林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迅速责成省政府调查，省财贸检查团和工委组织的工作组立即到社林对群众进行慰问。
县委、公社党委组织医务人员办了四个肿病临时医院，组织肿病人和其他一部分病人入院治疗，执行养、休、治的规定，对未入院的病人也分片包干进行治疗。先后治愈病人出院120人。
同时，保证群众每人每天半斤粮、病人每人一天一斤粮供应，一直安排到1960年5月底。调查组大力向群众宣传县领导关心慰问他们的政策，稳定群众思想情绪，全面安排治病、生活和生产。
社林管理区灾情大为好转，病人减少，饿死人事件不再发生。群众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
六、1960年以后，社林管理区清江两岸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社林事件”时刻提醒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要切实关心群众疾苦
“社林事件”发生后，湖北省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当时长阳县隶属宜都工业区行政公署）生产救灾委员会立刻组成“长阳社林事件”调查组，迅速赶赴灾区，调查事件原委，指导抗灾救灾。
1959年12月24日，13人调查组在社林管理区听取了汇报，分头深入到各生产队进行详细调查。期间调查走访了大量基层干部、群众、病人和死者家属。通过8天的调查工作，基本上摸清了事情的经过及其原因。
他们认为，社林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自1959年春以来，群众生活吃粮水平比一般地区都低，肿病没有断过。公社党委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明知社林管理区总支干部历来就有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和报喜不报忧的工作作风，仍没有严肃认真地进行批评教育，致使问题集中暴发。
社林事件的发生是与党总支领导分不开，特别是总支书记李作圣在思想观点上有严重错误，作风上严重的强迫命令。其工作方法只抓住了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的安排，反映问题不直接了当，未能引起领导重视。造成了严重的死人事件。
县委扶贫助穷队工作组，工作未尽到应有的责任，该地发生问题后，既不采取得力措施，也不积极向上级写报告，听任自流。特别是副组长陈传炳以恶劣的作风压迫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1959年底，李作圣等人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60年以后，社林管理区清江两岸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社林事件”时刻提醒一代又一代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疾苦，时刻为民谋利”才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